中国魅力文化

文化漫读>世博启航

 

 举世瞩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于北京时间4月30日晚，伴随着大型灯光喷泉焰火表演，隆重开幕。奢华的灯光焰火设计集中体现了世博会的159年历史。

成千上万的观众在飞碟型的世博园中心观看了开幕式文艺演出、灯光表演和焰火表演。在中国，上千万的观众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场盛大的演出。

在开幕式的贵宾祝酒晚宴上，胡锦涛主席表示：相信全世界会“见证一个成功，精彩，而又难忘的世博会。”

在这场盛大的开幕式中，共有2300余名表演者参加。包括动作巨星成龙，日本歌手谷村新司，钢琴家郎朗和歌剧家安德烈•波伽利。宾客们欣赏了黄浦江边由1200个探照灯，移动喷泉、激光和焰火共同组成的盛大表演。这一夜黄浦江未眠，中国未眠，世界未眠。

世博会于5月1日上午正式对公众开放，预计在6个月的展览中，将接待7000万以上的游客参观。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让我们共同体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许嘉璐先生】国学·汉学·交流·兴盛

        中国对哲学、史学、文学的划分，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文化、学术中引进的。这一分类是现代社会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病。例如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就不完全合适，这也是众多学者强调并呼吁把“国学”或“汉学”列入学科目录的动因之一。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学科目录本身就是并不全盘引进美国模式的结果。皮之未动，毛将焉改？对学科目录不进行反思和必要的调整，“国学”或“汉学”就难以在学科中确立。

　　为什么说“并不全盘”地引进呢？美国有的大学设有“美国学”一科，我们就没有学来。当今世界急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自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迫于各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急切需要而自觉地进行交流，则似乎应该是从冷战结束之后才正式地大规模地开始的；而自进入21世纪以后，不同文化的对话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不同文明的交流，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无论是政治的和形态文化的（例如文学、艺术、民俗等），还是宗教的交流对话，都离不开上述的哲、史、文的视角、观念和方法。

　　但是，平心而论，恰恰在哲、史、文自身层面和范围内的直接交流与对话却显得赶不上形势的要求。而缺少了哲、史、文交流的引领，其他形式的交流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盲目、自发、零碎和低效的状态。如果说，跨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之所需，那么中外就哲、史、文进行交流，就是推动跨文化交流之所需了。因此也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世界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密切而深入的交流合作承担着重要而紧迫的责任。有鉴于此，我希望到一定时候，能够分别举行哲、史、文等学科的专门研讨会，以期为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思想和智慧。

　　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和熟悉别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十分重要。例如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古代典籍，如《老子》、《论语》、《庄子》、《孙子》以及宋明理学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可以追溯到400年前，但是因为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思维与中国文化的思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西方人在阅读、研究这些文献时难免受到自己熟悉和习惯了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出现理解的偏差。反之亦然。中国人在阅读西方典籍或当代学者的著作时也会习惯地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乃至发生翻译和理解的错误。要想逐步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哲学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多年来，葛瑞汉、孔汉思、本杰明、郝大维、安乐哲等大批西方汉学家和杜维明、成中英等华裔学者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大胆的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经验不但为世界汉学界、也为中国的国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应格外关注研究的“工具”

　　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哲学和社会学科曾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尽管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基本了解了外国研究的进展，与多国学术机构和专家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包括不少留学生在外学习多年后回来从事研究；但是，至今我们开放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也需再广泛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应该对外国学者在研究汉学时所使用的“工具”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他们所使用的分析论证方法、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念以及术语的选择和确定等等。

　　同时，我也深感中国学者应该尽快地、逐步地去掉残存着的一些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的习惯性想法，例如，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总不如中国人来得真切”，喜欢用自己熟悉的研究方法和形式去评判外国学者的研究等。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世界的多种视角，也需要学习已经为学术实践证明是有用的一切方法、工具和形式。当然，我相信，世界汉学家也会关注中国学者所习惯使用的工具，例如考据之学、版本目录之学、训诂文字音韵之学等。

比较研究要重视异质文化之“异”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比较”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同时，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较也是常见的课题或方法，尽管这并不见得就是研究者的初衷，但研究的结果往往是进行或渗透着比较，含蕴在中国典籍中的基本观念，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心理趋向、思维模式的特点，与外国，特别是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我认为，在比较时似乎应该更重视二者之异，而不是二者之同。中国人喜欢“和而不同”，而“和”的前提则是存在“异”，无“异”就谈不到“和”了，寻你我之“异”是为了最后达到彼此的“和”。

　　如果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只注意了解异质文化之间的“同”，相对忽略了彼此之“异”，就会在学术上无意间掩盖了“异”，也就是掩盖了文化的多元性，而这样仍然解决不了不同文化间的“和”的问题。“同”，吾自应珍惜之，呵护之；“异”，吾尤当尊重之，参考之。于是彼我互爱互促，共进共融。反之，如果人们从中西的比较中容易看到的是二者之“异”，就难以做到如费孝通在其晚年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比较思维的这样一种方法，不但会直接影响到跨文化学术的研究、成绩的大小，甚至会影响到国际政治，不可谓不重要了，而在世界上能够起到引领感召作用的、影响到政治的，莫过于学者。

普遍性的只有文化成分或元素

　　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化都是各自的先民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智慧，都有其特色和优点。例如中国人的一些伦理观念，就是更符合人类成长、生存、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也是符合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的需求的。在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中，虽然有一些方面确实并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历史以及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应对，都反映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格外重视的平等、个性等理念确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又如，中国人整体、关联、模糊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时候要比西方的二元分析、精确有效得多。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更多需要的是二元分析和精确。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分析论和积极进取精神，婆罗门教对宇宙、人生的冥思，到非洲许多部落对森林和树木的崇拜，以及萨满信仰中对人心理的引导和对自然的敬仰，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于人类、于环境有益的因素。

　　因此我要说，过去和当今的世界在各个文化中只有普遍性的成分或曰元素，而不存在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为一无是处，也不可认为浑身皆宝。

汉学与国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世界汉学研究和中国的国学研究，用中国的俗话说，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几百年来，特别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真是同荣同辱、兴衰与共。现在我们一起赶上了难得的机遇，一起呈现出蓬勃之势，但是我们面前的路还并不是平坦的康庄大道。汉学，在外国还远不是显学，因而人才培养、工作职位、研究经费等的条件也并不理想；国学，在中国也还在探路和积蓄力量，并且还在受着不少束缚。二者沟通的条件距离“遥相呼应”、“通力合作”的需要也还遥远。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一是全中国都在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丢失得太多了，怎样才能建设新时代的文化；二是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国家的文化建设这个巨大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正在破题；三是教育领域的又一轮改革即将到来，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束缚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将要逐步进行改革；四是世界各国对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遍布五大洲、90个国家的400多个孔子学院就是生动的证明。

　　在这四个方面中，我认为第一点和第三点更为重要。一个是客观上的时代、国家未来和人民的需求，一个是破除实际存在着的、影响国学研究的障碍。如果说前者是发展国学的必要性，那么后者就是可能性。当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具备时，所呼唤的就是学术界自身的“可行性”了，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应有的准备，主观能动性的准备。

　　纵观人类的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文化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也总是因博大的胸怀、清醒的头脑和宏远的眼光而出现的。我认为，这三项在今日之中国都已经具备。那么，就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既定的努力目标，用日复一日、甘于寂寞的努力，以罕见的海涵包容的心态，来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国学和汉学研究的兴盛吧！

【美国教科书】为何选中这三个中国人

       在美国通行的教科书里，有很多涉及中国的内容。为了让青少年更细致地了解东方文明，中国赫赫有名的的历史人物，根本就回避不了。通过非常另类的“美国视角”，可以看到“陌生的”标志性人物。在美国形形色色的教科书里，不约而同地提到过了三位中国名人。当然，这种美国视角，派生出了一种“怪异的选本”。这三个中国人分别是：陶渊明、杨玉环和李自成。

陶渊明　出污泥而不染

　　麦基《世界社会的历史》中解释：“他不是一般的中国农民，他跟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在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这样简单的田园生活很满足，甚至把这种生活美化成世外桃源。”作者希望学生从中领略到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气息，即注重的不是学识，而是出身和门第。“陶渊明就是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寻求超脱与自然”。

　　这部教科书还专门留下几道作业题：(1)陶渊明究竟是儒家子弟，还是道家子弟？(2)陶渊明的诗歌作品，为什么会受到同时代人的欢迎？

杨玉环　浪漫

　　斯特恩斯在他的《世界文明》中提到了杨玉环，讲述完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浪漫史”后指出，他们的感情属于“最著名的，也是最不幸的”。作者对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渲染，除了美国人对爱情的重视，不乏迎合、媚俗的考虑在里头。

李自成　暴力夺权不可取

　　布利耶特所著《地球和居住其间的人民》介绍李自成时写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成功只是短暂的。”“一年以后，李死了。死因要么是自杀，要么是因为偷吃了农民的粮食而被活活打死。”

    李自成在美国教科书里的形象，跟中国人的理解差异很大。中国人一般对步步发迹的“下层人物”充满敬意，人们公认“帝王将相宁有种”，“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无德者失之；有德者居之。”欧美则不然，尽管也有揭竿而起的革命，但是自从中世纪以来，那种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模式，就很少出现了。毕竟，所谓“一锅端”或者重新洗牌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对贵族政治等传统体系，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人所关注的，并非谁来当皇帝，而是某种社会形态，是否产生了本质改变。倘若李自成获胜，不过是牌桌上换了一个庄家，玩法没有任何变化。

【杂谈】“留洋”的孔夫子长啥样？

　　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孔子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人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 劳说：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广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给人们深刻的启迪。这位古代东方哲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伟大哲学家辈出的国度的公共场所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孔子在西方的300年

 　　1993年，一位名叫莫格(William Rees Mogg)的学者在汉堡发现了一本1691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文。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本最早的孔子著作英译本。这个英译本是从法译本转移过来的。法译本又是从拉丁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该书的前言中说：“这位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是无限辉煌的。”最早把儒学介绍给西方人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把“孔夫子”译成拉丁文“Confucius”。这个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一位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7年，是他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于 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才转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传。由此可见，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

　　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为儒家思想所吸引，花费了大量心血向西方世界翻译介绍儒家思想。理雅各(James Legge)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穷几十年之心血翻译四书五经。

　　孔子的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莫格称孔子是“伟大文明奠基者”，他为此写了《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文中感叹道：“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

西方的儒学研究

 　　18世纪时，孔子的学说是否为“纯世俗性”的问题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这一讨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通过讨论，孔子思想基本上为欧洲学界所了解。到了20世纪，西方出现了钦佩孔子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孔子学说走出学术圈走向大众。一时在大众文化中形成了“东方文化热”，“Confucius says”(“子曰”)这个词语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不时出自西方百姓之口。今天，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在西方人看来，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留下自己“亲笔”作品，但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三个伟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撰写的；记录古希腊苏格拉底思想的《辩白》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死以后撰写的；描述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也是由他的门徒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几十年里完成的。

　　20世纪以前，西方的儒家研究成果主要出在天主教传教事业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这时的研究在文献学方面已经达到一定水平。除教会外，法兰西学院是最著名的研究机构。19世纪后，这些国家在近代工业化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工商业的发展激起了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汉学也随之在英国兴起。传教士理雅各倾数十年之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语教授。他的翻译体例严谨，被称为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继理雅各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 (H.A.Giles)、翟林奈(L.Giles)父子除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儒家及其竞争者》。美国人对儒家的研究要晚得多。二战前，美国主要的汉学师资来自英国，但二战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最早从事儒家研究的美国学者要数顾立雅。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代表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儒家研究水平。

耶稣比孔子晚5世纪

　　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 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虽然孔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但国外却常把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西方不少儒学学者也往往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他们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但他们都信仰基督教，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还是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

　　和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也不应受地域限制。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 C.Neville)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孔子与“亚洲价值观”

　　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其原动力几乎近于枯竭。西方一些饱学之士，转而在东方哲学中寻求新的泉源。美国学者傅高义(E.Vogel)的《日本第一》一书，呼唤西方学者开拓新思路。亚洲经济的发展不符合韦伯所说的“只有新教伦理，才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断。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就不无道理。东南亚等国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促使人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孔子学说进行重新解释。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提出后，很快在西方出现了一场争论。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 ‘亚洲价值观’。这些新儒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比我们的好。”“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1996年1月8日，伦敦《金融时报》刊登文章《孔子规则：在今后十年美国将保持在亚洲的经济领先，但它可能会从该地区学到更有价值的社会课程》，教训美国人应向亚洲学习。该文说：“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模范。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僵硬的欧洲，而是来自东亚。”“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美国兰登书屋(Random)1999年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在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一书，则更是对儒家称赞有加。有评论说，该书告诉读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奇迹也伴随着经济奇迹而产生。和这些社会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

孔子与现代管理

　　于是，不少东方和西方的学者都在探讨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孔子的“中庸之道”如何应用到现代管理中就是一例。有人认为，从复杂变化的情势中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合情、合理、合法”，即“中道管理”，也就是“合理化管理”。有人用M理论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M是“人” (man)“中庸”(medium)与“管理”(management)的字首。从字形看来，它左右均衡，切合“中”的特性。英文26个字母中，M也正好居中，也正合“中庸之道”。

在中国感受文化冲击-助人为乐——当愤怒变成羞愧

苏州市山塘街 全长3600米，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公元825年任苏州刺史时修筑，至今仍保持着“水城古街”“一街一河”的原本格局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传统风貌，充分体现了历史风貌的完整性；街区文物古迹荟萃，有国家、省、市级文保单位11处，市级控保建筑16处，古牌坊9处，其他古迹40余处，优秀历史建筑众多，康
熙、乾隆皇帝及许多著名文人墨客都曾游历山塘，至今仍存有唐代至民国期间诗词300余首，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所绘“一街”即山塘街，充分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这里传统民居密集，本地原住民达85%以上，枕河而居，邻里相望，并且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农历二月十二日的“百花节”、农历七月三十日的“烧狗屎香”等传统民俗活动代代相传，充分体现了历史生活的延续性，被誉为“一条活着的千年古街”。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 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的天津“五大道”包括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成都道、西安道、岳阳道、桂林路、西康路、马场道围合的范围，面积141.4万平方米。街区共有文物建筑97处，其中，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12处，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30处，已公示不可移动文物55
处。“五大道”街区形成初期处于英国租界区范围，各国建筑设计师先后于这里建造了西方不同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这里的小洋楼别具特色，道路幽深宁静，名人故居云集，历史积淀丰厚悠长，异国情调浓郁醇厚，是历史建筑的“万国博览会”。如今，“五大道”已成为天津异国风情区的代表，更是“天津小洋楼”的代名词。
泉州市中山路 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泉州老街区。中山路共分为三截路段，涂山街头以南至新桥头称中山南路，涂山街头至钟楼称中山中路，钟楼以北至华侨新村模范巷口称中山北路。这里一直是泉州最繁华的商住街，人烟辐辏，生意兴隆，也是“老店号”最集中的一条街。街道两旁有柱廊式骑楼可作遮阳避雨人行道，建筑风格糅
合南洋和闽南传统特色，是泉州人民和海外侨胞感情血浓于水的实物见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还保存有这种建筑风格的街道。因此中山路是泉州籍侨胞寻根谒祖、思乡、爱国的亲情信物，是侨乡的象征性建筑。

 除了以上三种街，中国的名街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文化遗产>解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中国美术史上十座不朽的丰碑，是华夏文明史上十部伟大的巨著。她们承载着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独特的艺术气质；她们用色彩记录了中华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横亘万里的锦绣河山；她们流传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荣辱兴衰的历史；流动的历史、无声的乐章，谱写了华夏文明的永久标鉴。

其中包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唐·阎立本《步辇图》、唐·张萱周昉《唐宫仕女图》、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明·仇英《汉宫春晓图》、清·郎世宁《百骏图》十幅。

重点说说前三幅：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洛神赋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原《洛神赋图》卷，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制（宋摹），这幅画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为顾恺之传世精品。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艺术的若干特点，千载之下，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
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 全画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
唐·阎立本《步辇图》 《步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线条流利纯熟，富有表现力，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步辇图》是以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 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在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作者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作者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大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唐·张萱、周昉《唐宫仕女图》 《唐宫仕女图》，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中国古代仕女众生像，“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唐宫仕女图》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它们所表现的贵族妇女生活情调，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张萱、周昉是唐代最具盛名的仕女画大家， 驰誉丹青。张萱在盛唐时画贵族人
物最负时誉，不仅能够表现上层社会妇女的姿容情态，而且善于巧妙地刻画出“金井梧桐叶落黄”这种宫女被冷落的凄凉情调。周昉出身显贵，多画宫廷妇女，其风格为优游闲逸，容貌丰肥，衣榴劲简，色彩柔丽，独树一帜。

中国文化博大精神，留下的文化遗产也是有着无穷的魅力，绵延的历史谱写着中华文明的标签！